张良，字子房，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城父人，是秦汉风起云涌之际一位杰出谋臣，司马迁借汉高祖刘邦之口评价他“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其高度的政治、军事等思想智慧，与老子的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挖掘并使之发扬光大。
刺秦失败与人生转折
张良的祖父与父亲皆为韩相，先后辅佐五代君王，眼看韩国为秦所灭，少年张良有切肤之痛，一股报仇雪恨的强烈悲愤在其心头汹涌激荡。这时张良家中依然有三百名家仆，可见家底不薄，可是连其弟弟去世他都不愿耗费钱财去安葬，他要将所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心心念念一件事，即倾尽家财寻访刺客刺秦。
张良敢想敢做。在国破家亡后，他向东游历，在民间寻找一位大力士，专门铸造一把重达三十公斤的大铁锤。公元前218年，当秦始皇向东面巡游时，张良带着这位大力士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作伏击，不料铁锤仅误中随行的其他车辆，却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目标，秦始皇因此震怒，在全国搜捕捉拿刺客，张良不得已改名换姓，逃到下邳（今江苏睢宁）一带躲藏起来。
张良刺秦的复仇行动，透射出凛然的侠义精神。但是行动的失败，也宣告凭一己之力以暴制暴的策略行不通。这次事件成为张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而实现由战国最后一位刺客到汉初第一谋臣的身份蜕变。
张良从快意恩仇的侠义之士转变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臣，始于一个人与一卷书，即黄石公与《太公兵法》。
下邳桥上的奇遇与所得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用看似闲适的笔调叙述张良藏匿下邳的一次神异经历。一天，张良悠闲漫步到下邳一座桥上，遇到一位穿着粗布短衣的老头，主动靠近张良，并且做出具有挑衅意味的举动，他故意将自己脚上的一只鞋径直丢到桥下，然后吆喝眼前这位小伙子下去给捡上来，张良克制怒火将鞋捡上来后，老头又得寸进尺地跷着脚要求给他穿上。对此，年轻气盛的张良内心作何反应呢？“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他首先感到吃惊并且产生揍人的冲动；但是转而一想，面对的毕竟是一位老人，于是强忍住气愤，到桥下拾取了鞋；既然取来鞋子，给他穿上又何妨。当老人笑着离开后，张良大为吃惊，一直目送着老人的离开，似乎心有所悟。果然，老人刚走几百米却折回来，肯定张良“孺子可教”，并且约定五天后天明时分于此地再次相见，张良带着忐忑的心情答应下来。
没想到与这位老人约见简直是受尽折磨。五天后的见面一波三折，第一次，张良如约天刚亮就来到桥上，谁知老人已经先到，一见面就责骂年轻人不该在长辈之后到，于是扫兴而归，并约定再过五天见；第二次，张良鸡鸣时分就早早赶到桥上，可是老人竟又先到一步，依然不高兴，仍然不欢而散；第三次，张良不到半夜就来到桥头等待，过了一会儿，老人才到，并高兴地赞许“这才像话”。
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事。第三次见面，老人从怀里掏出一卷书赠予张良，并留下预言：“读此书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熟读此书可以成为帝王师，可见此书多么重要；十年后会成就大事，意味着学以致用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十三年后到济北穀城山下来找他，山下那块黄石即是，象征着个体肉身难免会消失，而精神智慧却可以成为永恒。原来这本书就是《太公兵法》，张良如获至宝，此后日夜研读，并用于辅佐刘邦，在推翻秦王朝战斗以及楚汉之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桥梁用作连接两岸的通道，而下邳之桥却非同寻常，它成为张良由一介凡夫转向杰出谋臣的重要过渡，这座桥不仅具有故事性，它还蕴含着智慧，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隐士群像与智慧的化身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开头不惜花大量笔墨描写黄石公的出现及其授书过程，结尾再次交代这件事并加以评论，可见对于黄石公的描写并非等闲之笔，他对张良的功业产生重要影响。只是黄石公的出现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尤其是他最终化为山下的黄石，难免带有神异色彩。篇末司马迁感慨道：“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大意是说，读书人常说不要轻信鬼神的存在，但也承认世间确有难以解释的力量；就拿留侯张良遇见黄石公获得《太公兵法》这件事来说吧，简直太奇妙了；汉高祖刘邦在激烈的交战中曾多次陷入绝境，每次都依靠张良的智慧而扭转乾坤，这难道不是天意使然吗？
显然，司马迁在记录历史人物与事件时杂糅了一些民间传说，只是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接受中，不能被这些神异色彩所迷惑，正如苏轼批评后世对黄石公的错误认识：“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留侯论》）需要我们拨开遮蔽其上的迷雾，揭示其所蕴含的理性精神，还原其本真的历史面目。
司马迁在《留后世家》中，以张良为中心，在这一形象周围，或浓墨重彩或隐约含蓄地布置了一批隐士，共同构成智慧群体。如张良早年向东游历所拜访的仓海君，因躲避秦王朝追捕于下邳桥上遇到的黄石公，以及后来在立太子事件中他极力推荐的商山四皓。他们的出入进退显得飘忽隐秘，令人捉摸不透，容易联想到神秘力量的存在。不过，联系他们所处的秦末社会现实来看，这些隐士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正如庄子所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缮性》）这些隐士，并非故意避世藏身，刻意沉默不语，有意埋没才能不为世所用，他们因身处乱世怀才不遇，只能韬光养晦，将隐居作为保全自己的手段。他们需要待时而动，或隐或显地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不动声色中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商山四皓出山辅助太子是如此，黄石公在张良人生关键时刻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黄石公怪异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
如果就平常事理而论，张良下邳桥上遇到的老人确实怪异。初次邂逅，老人堕履与取履的举动显得不可理喻，具有明显的羞辱他人，挑战对方底线的意味。第二回合，老人提出的五天后天明三次约见，也显得匪夷所思，前两次老人指责张良迟到而生气，其实，不遵守约定的应该是老人而不是张良，虽然天明时分指的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时间段，但也不应早于鸡鸣时分，更不至于早至夜半时分，老人分明是在故意刁难张良。
然而，黄石公看似怪异行为的背后有其深层动机，正如苏轼所揭示的：“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留侯论》）黄石公在下邳桥上赠书张良前后看似怪异行为，是秦末乱世所出现的隐世高人以超常规的举动来考验并启示眼前的年轻人，使其获得人生的觉悟。
张良于博浪沙刺秦，轰动天下，“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留侯世家》）当时的形势对张良极为不利，“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留侯论》）韩国灭亡，秦国正如日中天，秦始皇用刀锯烹煮等酷刑对待天下能人志士。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计可施，更何况是张良这样文弱书生，刺秦简直如卵击石。刺杀不成，张良命悬一线，能够逃生，已属不易。正如苏轼所说，真正的豪杰，不表现为匹夫之勇，其心中理应承载着宏大的抱负，有着超越常人的坚韧品格与意志；面对屈辱，不会轻易拔剑而起拼命相争，面对灾祸，不慌乱，不冲动，不做无谓的牺牲；坚守远大的信念以成全大事业，这才称得上大勇之人。对此，像黄石公这样的高人定会看得清清楚楚，他要以一种特殊方式考验张良，引导其从个人的侠义恩仇跃升到宏大坚毅的人生境界。
苏轼不愧为黄石公千年后的知音，他觉得黄石公在少年张良面前的一系列怪异行为有其苦心，“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留侯论》），是说细察老人所含蓄表露的深意，就是圣贤之间劝诫警示的意味。这样判断是准确的，诸如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老庄道家哲学强调的“不言之教”，无不如此。古代圣贤在施教过程中皆注重受教者的主体觉悟，不用枯燥地说教，而是把握时机，言行并举，点到为止，甚至用非常规的举动促其警醒。黄石公是通过桥上“堕履”“取履”“履我”连续而不合常理的手段考验着张良的心性，启发他面对屈辱要学会克制，具备隐忍的坚韧品格；此后的三次约见，黄石公不断提前赴约，以长者自居反复责难，一再启示张良生活中须懂得谦卑以处世。通过前后五次看似刁难的不断强化考验，张良最终获得黄石公“孺子可教”的赞许以及一卷《太公兵法》的奖赏，他从中一定会悟出隐忍与谦卑是成就大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此，张良怀揣《太公兵法》从容走进秦汉风云突变的时代大舞台，深刻影响着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走向。
（郭自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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